李琳，笔名李琳之、李麟，男，1967年生，山西襄汾人。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黄土魂》《天才的悲剧》《感喟秋雨》《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等。
2015年10月28日下午，李琳之先生应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为该院及该校200多名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做了一场题为《为什么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中华文明源头在山西的九大文化标志》的学术报告，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李琳之先生认为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起源的直根系在山西的古河东地区，也就是指华夏文明的根祖文化，再进一步说就是我们的“三皇五帝”文化。李琳之先生说，关于“三皇五帝”的生活遗迹、遗址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其他地方的这方面的遗迹、遗址和相关传说，都是孤案，零零碎碎，不成系统，没有逻辑秩序和规律，只有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尤其在山西河东地域，所有“三皇五帝”的生活遗迹、遗址、典籍记载、相关传说以及习俗都有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是一个完整的“古中国”文明体系。其中各个链条上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缺一而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含晋南和部分晋东南在内的山西古河东地区就是中华祖脉的绵延之地，就是华夏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也就是事实上的“古中国”。
李琳之先生这篇演讲稿来自于他多年的实地调查而后形成的结论。最初在其博客和“佳佳林作文”微信平台发表后，在网上疯传，被至少上百个微信平台、博客和网站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转载，但初稿里面有些错误未能及时纠正，此次重新更正、修改，并向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
为什么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中华文明源头在山西的九大文化标志
李琳之
我们所谓的“三皇五帝”在历史记载和民间的传说中变动不居，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帝，乃至舜帝等都被各种历史典籍视作了中华民族理所当然的祖先，都成为我们炎黄子孙顶礼膜拜的对象。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实就氤氲在他们的血液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他们这里成为原点。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三皇五帝”都显得久远而飘渺，这就使得我们的根祖文化研究有了相当的难度。我写《中华祖脉》时，试图克服这些偏颇，试图从实地考察得到更有价值的材料和启示。所以，“这里有孑然屹立、默对天空的废墟遗址，这里有页面发黄、字迹漫漶的历史记载，这里有纷纷扰扰、历千年而弥新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这里还有渗透着始祖文明因子、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把这四方面联系起来考证行文，尽量做到全面、公正、客观’，这就使得这本书有了厚实的根基，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史学价值。”（郭贵春《重新观照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评〈中华祖脉〉》，见2014年10月6日《光明日报》）
《中华祖脉》（李琳之著，西苑出版社，2014年1月）的主旨就是要告诉世人，包含晋南和部分晋东南在内的山西古河东地区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生活、繁衍的主要根据地，是中华民族这棵庞大树冠的直根系。支持这一理论体系成立的，是扎根在其域内的九大文化标识。
一、“丁村人”
丁村位于襄汾县城东南2公里处的汾河岸边。1954年，“丁村人”出土面世，她就像一道震耳欲聋的闪电惊雷突然爆炸在国际考古界的上空。曾经宣称中国人是“西来论”的鼓噪者耷拉下高昂的头颅，蔫了。丁村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我们的祖先“丁村人”大约2万至20万年前生活在这一带，它正好弥补了距今约70万至23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距今约1.3万年间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人类断代的空白。“丁村人”的发现也说明了后来传说纷纭的中华民族祖先“三皇五帝”活动核心就在黄、汾流域一带，我们所谓的“三皇五帝”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着人类延续发展的科学理论根据的。
二、人祖山·乾坤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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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世界的壶口瀑布之东，距河岸约20公里处，有一座叫作人祖山的大山。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蓊蓊郁郁的千年古木，峰高林密，遮天蔽日，瀑布飞溅，流水淙淙，飞鸟成群，野兽出没，是一处尚未完全开发的天然森林公园。尤其可贵的是，这是一座兼有众多传说和古迹累累的文化名山。人祖山主峰为人祖庙，海拔1742.4米，周围建有大小庙宇16座，绵延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祥云缭绕，雾气腾腾，是一处难觅的人间仙境。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它偏僻荒凉，重耳避骊姬之难时曾躲避到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未提具体名称。公元6世纪，郦道元在《水经注》称之为风山。
人祖山因其不同凡响的两个特别发现引起世人关注：其一，所谓娲皇遗骨的出土面世。建在伏羲岩上的人祖庙，占地约四五亩，内有后宫、献亭、增房、乐楼、钟鼓楼等。创建年代无考。20世纪80年代，人祖庙娲皇塑像下面发现了包有黄绫的一封木函，后在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的帮助下，用同位素C14检测，竟发现这封木函里面的遗骨是距今6200年的人头骨。该木函上镌刻文字为：“大明正德十五年，天火烧了金山寺，皇帝遗骨流在此。大明正德元年，先人流下。”6200年前的遗存，当然不可能是明朝皇帝，显然只能是女娲的遗骨了。专家们普遍认为，人祖山下面的柿子滩、人祖山造化坪和水懒坪出土的细石器以及人祖山周边的众多细石器文化遗址可以证明距今一两万年以前，人祖山一带就有古人类活动。史料记载，女娲、伏羲为风姓，而人祖山因有“众风之门”——风洞（见郦道元《水经注》）称为风山，所以在人祖山一带活动的人应该就是女娲、伏羲部落。这一发现如同石破天惊，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发现是，人祖山脚下柿子滩的万年岩画，竟被专家学者确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岩画作品。靳之林先生认为该岩画表现的内容与女娲有关，而包括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先生在内的诸多专家都认为这幅岩画就是关于女娲造人补天的内容反映。岩画突出了女人的丰乳肥臀，并十分夸张地放大了女性生殖器。刘毓庆先生说，岩画上的女人，乳房硕大下垂，可能意指正值生育期的女性；女人头部上方曲曲折折的7个点当代表的是北斗七星，表示浩渺天宇；女人右手高举一圆形物，上接苍天，寓意为“举石补天”；女人中腹部一圆孔，当是肚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肚脐是有生育意义的；女人下部几个排列纷乱的点，当代表婴儿，是指生育人类的意思。所以整幅岩画表现的无非是女娲神话的核心内容，即“补天”“造人”。
伏羲岩悬崖陡壁，地势高峭，传说伏羲在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贵万物之情”。根据传说和史籍记载，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最大功绩还是始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秘密符号———八卦，这是一组代表自然界天、地、水、火和山、川、雷、电的象形文字，其中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内涵，成为震古烁今的古代东方哲学的标志。
柿子滩处于清水河流汇入黄河处的一块台地边的山崖上。这里沟深峰险，依山傍水，不仅渔猎方便，而且有大量的野果可供采摘，应该是原始人一块比较理想的栖居地。在柿子滩开阔的台地上，随处都散落着有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历史的“绳纺陶片”。考古工作者考察后确认：“柿子滩遗址”是一处“中石器时期”原始人类栖息、生存的遗址。在这里生活居住的，可能是一个过着采集、渔猎生活和有着自己精神生活的原始氏族集团。
乾坤湾是黄河蜿蜒于永和县境内68公里的七个河湾的总称。她自北而南随着150万年前黄土沉积和新构造运动抬升，鬼斧神工般天然形成“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在一片祥和的瑞气笼罩下，在晋陕大峡谷之间缓缓静流，呈现出一种阴柔安详、宁静从容的大美。她在这里划出了一道柔曲优美的“S”型大湾，也画出了一幅河山相依、山河相抱，河缠着山、山绕着河的流光溢彩的水墨动态画卷，细细观赏，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山水交融、阴阳互化的乾坤八卦阴阳图形状。而且，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太极八卦图中的四方标志物竟然全部各就其位地巧妙分布在乾坤湾周围一带。乾坤湾上百平方公里以内，还遗存有大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伏羲和女娲优美的神话传说。
乾坤湾浑然天成的这幅阴阳八卦图和众多的历史遗存让许多专家和乡人都确信，这里极可能就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作八卦，创立太极阴阳学说的主要地方之一。
《贵阳晚报》记者罗万雄曾在北京飞往贵阳航班的飞机上，于万米高空拍摄到了黄河在山西段的龙腾形状照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发现，这张照片上显示的永和那段黄河形状，竟然就是一条栩栩如生的中华龙。酷爱龙文化的好事者，用北京九龙壁的龙、山西大同九龙壁的龙、中国古代皇帝龙袍上绣的龙，与这张奇特的照片比照，竟然发现这些龙腾祥云的造形和黄河在永和县河段弯曲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一种巧合吗？不要忘了，古史典籍中的伏羲形象就是龙身人首或蛇身人首，他不仅仅被看作是黄种人的始祖，还被更多地当作是中华龙的“龙祖”。不管是发黄变霉的典籍史料记载，还是纷纷扰扰的民间传说，伏羲的“活动”范围就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譬如甘肃天水的卦台山、山西吉县的人祖山等等。那么，中华龙的形象是否就是黄河永和段形状的现实模拟呢？伏羲是否就是中华龙最早的丹青手呢？还有，乾坤湾是否就是伏羲阴阳八卦机理的灵感触发点呢？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黄河——乾坤湾——伏羲——中华龙——八卦易学原理……这种“巧合”给了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三、后土祠·女娲陵
后土祠原处历史上万荣县著名的“襟汾带河”的“汾阴脽上”——一条背汾（河）带（黄）河的长形高地。清康熙年间由孔尚任主编的《平阳府志》云：“脽者，河东岸特堆崛长四五里，广一里余，高十丈，钜灵坐处以形成。高起如人尻。”这一带近年来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新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工具，其中有50万年前已灭绝的三趾马牙齿化石，有许多万年以前的犀牛、野牛、虎、大象、鹿等化石。还有稀少而珍贵的鸵鸟蛋化石，鼹鼠化石和珍贵的“山西兽”动物化石。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用过的石刀、石斧、石球及各种形状的砍砸器等。尤其是这里还发现了旧石器时期代表性的黄色的石錾子、黑灰色的石斧和大块砍砸器等，说明这里是远古动物和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
民间传说，女娲就是躲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来“抟土造人”的。她干得又忙又累，竭尽全力干还达不到满意的效果，于是她就拿了一根绳子把它投入泥浆中，然后拽起绳头一甩，泥浆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抟黄土造的，贫贱的人则是女娲用绳子甩落泥浆到地上变成的。这个神话传说充满了“黄”的色彩，显然与“黄河之水”“黄色人种”出自于“黄色之土”有关。许多专家由此推测，女娲氏部落的女人们可能是为躲避野兽的侵害而来到了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生育产子，后人遂演绎成了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
汾阴脽东周时属魏国，史书上说的“秦惠王伐魏”确切的地理位置就在这里，所以也称“魏脽”。黄帝在冀州的涿鹿、阪泉一带（一说今山西运城盐湖附近）打败蚩尤后，完成了部落统一的壮举，挟裹着一种胜利者的豪情和对先人的感恩之情来到这里祭祀“后土”。汾阴脽就是轩辕黄帝祭祀后土的郊台，因为没有正规的祭祀礼仪形式，他只是扫一抔黄土来表示他对大地母亲滋生万物、养育人类的崇敬之情，后人称此“扫地为坛祭祀后土”。据文献记载，之后的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都先后来此祭奠后土圣母女娲氏。后来，汉武帝又先后六次莅临后土祠祭奠后土娘娘女娲，并留下了千古名作《秋风辞》。在全国数不清的后土祠庙中，汾阴后土祠被视作祖祠，被公认为“海内后土祠庙之冠”。
女娲陵在洪洞县赵城镇东4公里处的侯村。《平阳府志》说：“唐天宝六年（747年）重修。”庙中旧塑女像，滚冕执圭，旁侍嫔御。殿壁绘“断鳌”“炼石”各图。乾隆十七年（1752年）以太常卿金德英奏，悉撤去之，更设木主。庙后有陵及补天石。宋以后代有祀典。《大清一统志》记载“庙周围约5里许”，庙中《大元国重建修娲皇庙碑》说它：“辛未（971年）春……乃诏诸郡、县，应境内有历代帝王陵寝之处，俾建寺庙，四时祭享，庶百姓祈福焉。娲皇冢……庙有碑，自宋以上，率剥裂不可考，独开宝六年（973年）所制者故在，具述奉敕重修本末。然则赵城之有娲皇庙，其来尚矣。”
娲皇陵其实名声震于寰内已久，陈香梅女士和冰心女士都在生前先后来此凭吊，并留了珍贵的墨迹。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来自东瀛日本的游客，到这里焚香祷告，祭奠这位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
四、炎帝陵
炎帝陵位于高平市羊头山东麓，晋长二级公路边庄里村五谷庙东边。数千年的沧桑巨变，已经使得炎帝陵荡然无存，唯有一通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炎帝陵”石碑，还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烟雨风云。碑高约95厘米，宽约65厘米。碑身虽然谈不上巍峨宏大，但它举世无双，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炎陵碑，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炎帝陵亦称神农冢。在炎帝陵碑的后面原有地道直通正殿后的坟墓。传说地道中还有一盏石制的万年灯。以前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五谷庙会时，社首在持奉炎帝像出巡归来后，还要给万年灯添油，一次添一桶多。据《高平县志》记载，历朝历代都有祭官代表官府参加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举行的炎帝祭祀庙会活动。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官府派遣官员祭祀时还下诏令禁止樵采。主办庙会的首领从七村八社中推举。逢会之日，人们要敲锣打鼓，由社首持奉炎帝塑像到附近七村领先出巡，场面热闹非凡。
炎帝，烈山氏，号神农氏，又称赤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明者。生活在距今大约6000年左右的时期，与女娲、伏羲并称三皇。关于神农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生产阶段的情况。
高平市有炎帝陵，还有炎帝“种五谷，尝百草”林林总总的各类形踪迹影。长治市屯留故城南的故留吁国西是炎帝少女精卫所居的发鸠山；炎帝陵正南绵延起伏的羊头山是炎帝培植五谷的实验基地；东南崔嵬雄浑的黎岭是炎帝所建黎国的古都遗址；正东云雾缭绕的山野是以炎帝文化遗存闻名于世的长治县百谷山；百谷山往北的黎、潞县域有羊神山、羌城、姜庄、黎侯镇……炎帝族的发祥地在古上党。上党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链。炎帝出生、成长、创业、建国、殡葬、陵庙群，都在古上党高平县羊头山方圆百里之内。
五、黄帝陵
黄帝陵位于曲沃县城东北端的桥山上，呈山丘形状，浑圆雄伟，高大庄严，与桥山似连非连。山丘上面是土，下面是石。完全符合《穆天子传》中的记载：西周第五代天子周穆王来此拜山祭祖，令人载土载石，加高、加宽、加固了黄帝的陵墓。另外，该土丘大小形制也符合古代帝王陵寝的规制。陵墓东边有一个几近一亩地大的平台，据说是当年穆天子祭拜黄帝陵墓的祭台。桥山上还建有黄帝庙，清代《曲沃县志》记载：桥山黄帝庙在桥山主峰，“后周显德中建，今庙毁，石柱铁瓦犹存，遇旱祷者，有片云止檐际，辄雨。”据考证，曲沃本地还有一个特别现象，1949年前，曲沃县境内（包括现在的侯马市）近200个行政村，村村几乎都有供奉黄帝的庙宇，县城则建有三座更大的黄帝庙，每庙占地面积都在200亩以上。虽经战乱破坏，但截至现在，仍有50多处遗址废墟。除此之外，在曲沃县域还流传有大量的属于当地所独有的黄帝神话故事，并沿袭着一些独特的相关习俗。
《史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国学大师钱穆经过详细考证后指出：“现在有三个桥山：一个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西北，下面有一条河穿过，所以叫桥山，上边有黄帝陵。一个在察哈尔省（今河北省北部）涿鹿县。……还有一个桥山在山西襄陵县（今襄汾县襄陵镇）东南四十里接曲沃县界，下面有很幽深的一个石洞，山盖在上边像一座桥，……据我们前面讲的黄帝活动的地域看，这一个桥山最可能是他埋骨所在。”不少历史学家把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称西陵，把山西省曲沃县的黄帝陵称为东陵。
六、运城盐池
运城盐池，也叫解州盐池，位于运城市南，中条山下，浇水河畔。总面积为130平方公里，是由鸭子池、盐池、硝池等几个部分组成。盐池所出产的盐，是水卤经日光曝晒而成，颜色洁白，质味纯正，杂质少，并含有多种钠钙物质。运城盐池是全国有名的产盐地之一。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如此论述：“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引文中的“解县”与“解县盐池”是民国时的称谓，历史上，因晋南又称河东，所以该盐池约定俗成为“河东盐池”。为了争夺河东盐池，黄帝分别与蚩尤和炎帝进行了两场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使黄帝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掌管了中原地区主要经济命脉，最终成为各部族的首领，获得了“中华始祖”至高无上的地位。
照现代地质学的分析，河东盐池是由于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中条山北麓造成断裂，出现了一个狭长的凹陷地带，逐渐形成湖泊，天长日久，水中的钾盐、石灰石、镁盐、硫酸盐以及食盐慢慢与早期淤积层结合，经过长期自然蒸发作用，盐类沉淀，结成了很厚的矿石层，才形成了盐湖。人类如何发现并开始食用盐已无从考证，一般的判断，最早应该是生理需要使人发现并食用自然存在、无需加工的盐。据考古学家考证，至少在6000多年前，河东盐池附近的人就知道收集并食用盐池中自然结晶的盐。从盐池边发现的人类遗骨似乎可以把人类食用盐的历史追溯到更早。传说中黄帝与炎帝、蚩尤等部落之间进行的逐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以及以后在这一带发生的连绵不断的大小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对河东池的控制权。史载在那场著名的涿鹿之战中，蚩尤被抓住后肢解于今运城解州，解州一名就由此而来。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解州盐池的卤水呈红色，即所谓的“蚩尤血”。《孔子三朝记》亦云：“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解州附近现在有个村子叫蚩尤村，又叫蚩尤城，城里有蚩尤冢，后改名叫从善村，传说这里就是蚩尤故里。后来云贵一带奉蚩尤为祖先的“九黎三苗”一族和今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都是由此辗转南下或逃亡北上的蚩尤后人。
尽管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证实黄帝时期的传说，但河东盐池哺育了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明是不容置疑的。夏朝时已有关于河东池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说名下》有云：“若做和羹，尔惟盐梅”。周代时，咸味已被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由此推断，中国制盐历史应该在4000年以上。
七、陶寺遗址·尧陵·尧庙
东北距丁村不到10公里，中华民族远古国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就冉冉升起在这个地方，一个再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面世了。这个叫陶寺的地方竟然埋藏着一个古老的国都雏形，这就是国人闻之能诵的帝尧国都古平阳。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推测、判断出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同时，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唯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280万平方米的古平阳城址废墟出土的一刹那间，把曾经被视为传说的远古神话变成了证据确凿的中国远古历史。在这里，帝尧划定九州，‘中国’第一次开始闪耀在神州大地；在这里，帝尧‘敬授民时’，中国农历开始了它的雏形；在这里，龙首次成了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成了中华民族灵魂与精神上的图腾；在这里，帝尧以天下为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民主禅让制；还是在这里，两个朱书文字的出土，宣告了帝喾和帝尧时代汉字文化初始形成的标志……”（《尧天昭日》，见《中华祖脉》，李琳之著，西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尧陵坐落在临汾市东北35公里处的大阳镇郭村里隅涝河北岸边的山岭地带，民间传说尧死以后，万民悲痛，人们不约而同负土从四面八方赶来，于是掬土成丘，留下了这个由纯净黄土堆积而成的坟冢。尧陵祠宇始建年代史无记载，据金代碑文，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曾屯兵于此，并亲自祭扫帝尧。后唐初年间重新改建陵园祠宇，并把唐太宗像塑于配殿之中。宋、元、明、清历代都曾多次修葺。尧陵规模本不是很大，但2009年临汾市政府重新修建后，整个规模比之前扩大了很多倍，用气势雄伟来形容应该是恰如其分。
尧庙建在临汾城南尧庙乡，是目前全国最大、也是名头最响的祭祀帝尧的豪华建筑群。最早记载临汾尧庙情况的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平水北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郦道元又在注文中引《魏土地记》中的记载说：“平阳故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台，台上有神尧屋碑。”神尧台和神尧屋碑现保存在距尧庙仅两公里之遥的“帝尧故里”伊村。由此可见，早在北魏时尧庙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建于汾河西岸、平阳府城西南，西晋惠帝元康年间才迁徙到汾河东岸。唐高宗时迁移到平阳府城南，即今天的尧庙址。后历代都有修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平阳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尧庙众多建筑一片狼藉，三圣殿阁墙颓屋塌，毁坏无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至此，拨款重修尧庙。康熙认为，汤王非禅让而王，不宜与尧、舜、禹三圣并祀，于是在原汤王庙基址上建筑了万寿行宫。康熙对尧推崇备至，御笔亲题各殿门额：尧殿“光披四表”，舜殿“浚哲文明”，禹殿“万世永赖”。殿内两厢，一边设崇文会馆，一边设培英义庄。每逢乡试、会试，众生员学士，济济一堂，皆聚集于此，在数千年前三代英明帝王的注视下，由此走上改变终身命运的官宦道路。
尧去了，但他让后人“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丰功伟绩在晋南、在山西、在整个神州大地上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踪影——尧庙西南3公里之遥是被称为“帝尧故里”的伊村；临汾北上10公里的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是帝尧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出生的故乡“唐尧故园”；临汾东行100公里处的长子县是帝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死后被葬在丹棱，后人称为丹岭。由此发源，蜿蜒东流的那条河流叫丹河。
八、历山·蒲坂·舜帝陵
“舜耕历山”的故事名扬中外，仅在河东一带，称为历山，并且有着相关传说的就有三处：其一在洪洞境内；其二是那个地跨翼城、垣曲、阳城、沁水四县，南临黄河谷地，北倚汾渭地堑的历山；其三是永济境内的南中条山。每一处都留下了舜王和娥皇、女英两位妻子稼穑耕种的斑斑遗迹。《史记》载：“舜生于蒲阪（今永济市），渔于获泽（今阳城县），耕于历山。”最后定都蒲坂。虽然舜都蒲坂的痕迹在今天的永济市已被千千万万个无情岁月的冷风凄雨涤荡一空，但典籍史料上的凿凿之言和当地民间传说的沸沸扬扬，还是让我在彳亍而行的孤旅中听到了他踏在这一片土地上“噔噔”作响的空谷足音。
运城市区北行15公里，在蜿蜒百里的鸣条岗西端，坐落着全国闻名的舜帝陵。安邑县志记载“舜始封虞，暮思旧邑，禹乃营鸣条牧宫以安之”。舜帝陵庙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后毁于元末战火中。明正德初（1506），乡人重建。但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大地震中又遭毁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安邑县令吴愈再次重建。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的大地震中又毁为瓦砾，仅存正殿。次年，在乡人王步洲等倡导下，重建舜庙。舜陵坐北朝南，占地70亩，神道13亩，奉祀香火地17亩。舜帝陵庙分为南景北陵两大区，南景区分为舜帝大道、舜帝广场、舜帝公园三部分，北景区则分外城、陵园、皇城三部分。孟子《离娄下》中曾经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虞舜传承了帝尧的民主禅让制，把帝位无私地传给了大禹。大禹定都安邑，即今天的运城市夏县。禹都俗称禹王城，其遗址是东周魏国早期都城安邑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西北7公里处，已成中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里留下了“白马峰”“金简峰”“禹王碑”等随处可见的大禹模糊的影子。
传说，大禹受帝尧之命治水，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以至于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吸取了父亲鲧治水的教训，变“堵”为“疏”，经过13年的奋战，才终于取得胜利。史载，上古时期，位居今晋南黄河中游的河津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龙门山高耸在河谷中，堵塞了河流，河道因而变得十分狭窄。汹涌奔腾的河水冲堤上岸，肆虐泛滥成灾。大禹到此视察后，毅然决定开凿龙门。于是在他的率领下，成百上千的人投入到挖山的战斗中，最终把龙门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河水自此畅通无阻，山西也从此告别了洪涝灾害的历史。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鲤鱼跳龙门”故事就孕育在这道曾经是浪涛滚滚的河谷中。
大禹是4000多年前活动在晋南一带的夏部落几代首领的一个形象综合体，被称为夏后氏。这源于他所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被称为夏。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文明时期的阶级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他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奠定了黄帝在中华民族历史行程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原来分别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一个强大的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炎帝和黄帝遂成为炎黄子孙公认的华夏民族始祖和人文初祖。
黄帝主要活动区域就在今天的晋南、豫北和陕东黄河中游流域。黄帝的妻子“蚕神”嫘祖传说是运城市夏县城西北11公里处的西阴村人，村里修建有“先蚕娘娘庙”。这里早在1926年就发现了蚕茧化石，后成为著名的西阴文化遗址；曾经为黄帝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的“宰相”风后，据传为运城市盐湖区社东村人。风后死后埋葬在今运城市芮城县最南边的风陵渡，是为晋、陕、豫交界处的要冲地带，素有“鸡鸣听三省”的美誉；黄帝时期手下大臣仓颉传说是汉字的创始人，他结束了我们祖先“结绳记事”的年代，创制了最初的象形文字。相传仓颉是平山脚下临汾市西赵村人，古时曾立有“仓颉故里”碑，可惜被毁。现村里立有清康熙时期“仓颉造字处”石碑一通。
晋南和晋东南地区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传说和相应的寺庙墓冢等。譬如洪洞县的皋陶墓，襄汾县的伯益墓，稷山县的后稷冢，等等，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琳琅满目的各个时期的远古文物遗迹。运城市垣曲县寨里村发现的世纪曙猿，推翻了所谓“高等动物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将人猿进化史向前推进了500多万年；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些烧骨和带有切割痕迹的鹿角，推翻了50万年前北京猿人的首开用火记录，证明黄河中游流域的人类早在180万年前就开始用火熟食；垣曲县历山下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锛形器等原始农具，说明河东先民早在1.6万年前，就开始了“狗尾草”的驯育和最原始的农耕；紧邻长治市的磁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果实——在发现的88个窖穴中，储存着惊人的13万斤霉烂的粟谷灰烬，距今大约5600—6000年前左右；另外还有匼河文化遗址、坡头文化遗址、安邑文化遗址、崔水河文化遗址、万荣荆村文化遗址……仅在晋南地区，各种大小史前文化遗址就有好几百处。
考证远古时期“三皇五帝”的生活遗迹、遗址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但在于那个时候还是结绳记事，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就是到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出现的典籍史料，也多半是一鳞半爪、片言只语，甚至就是这些各种点滴说法也多半是破绽百出、互相矛盾。就其实质而言，都是民间传说，是一种千百年来国人自造的迷离神话。所以，我们的历史学在研究上古史时，除过“引经据典”外，更应该深入民间采集、分析相关的故事传说和历千年而不衰的乡里习俗，因为这些恍惚的影子背后就可能是真相的本来面目。
关于“三皇五帝”的生活遗迹、遗址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其他地方的这方面的遗迹、遗址和相关传说，都是孤案，零零碎碎，不成系统，没有逻辑秩序和规律，只有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尤其在山西河东地域，所有“三皇五帝”的生活遗迹、遗址、典籍记载、相关传说以及习俗都有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是一个完整的“古中国”文明体系。其中各个链条上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缺一而不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含晋南和部分晋东南在内的山西古河东地区就是中华祖脉的绵延之地，就是事实上的“古中国”。我的《中华祖脉》和我正在埋头写作的《中华祖脉》续篇就是要把我们的祖先“三皇五帝”在这个区域生活工作的场景完整地还原出来。
本文原载《家国往事》，李琳之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7月，原标题为《祖脉的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