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与改革。
在建国之后，中国有三次大的举措：
1956年到1966年，以大跃进、浮夸风为主要表现的冒进。
1966年到1976年，以“文化思想革命”为主要宗旨的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盲动。
1978年之后至今，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出发点的改革。
第一次与第二次举措，我合称为“盲动的二十年”，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进入这迷茫的二十年，在此我们不展开论述，大体归宗一下如下：
1956年，在中国经济各业很好地得以恢复之后，进而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实现经济各业的持续与更高层次的发展的档口——实现经济的再发展与延伸时，中国陷入了迷局与僵局。
其实当时中国应该顺势改变经济模式而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可是当时的国人却明显没有这方面的理性认识、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相关的人才储备与培养都没有进行。
于是，不想被任何多局限的浪漫的毛泽东开始鼓动全民发挥积极性及实现经济的再发展，对于出现的虚假冒进也采取漠视与容忍态度，认为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
不曾料想，到1966年十年过去了，发挥全民积极性以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没有实现，于是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是由于全民思想还比较落后造成的、更是资本主义思想被革除不彻底造成的，应该在更大与更深的层面进行思想革命——于是中国进入了更加混乱的十年·····
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抓，文革终于戛然而止。此后，中国的重心终于逐渐落回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一门心思搞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次走入误区，那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一军突进之后，体制与思想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严重滞后，三条主要线索严重失衡，造成了现在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国民思想问题，以及环境与资源问题，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问题。
中国直到现在才隐隐约约认识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权、相应的思想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于哲学）这同属于一个社会整体，不能顾此失彼，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失衡——即使经济本身也会由于得不到科学的支持、得不到政治的保证而最终畸形。任何经济模式都有相配套的政权模式、思想体系——比如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绝对皇权、以儒法为主脉的思想体系就是一个整体。可悲的是，直到现在，社会的三条主线都不能协同改革、一体向前。
眼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由于滞后而更加臃肿的政权结构、迷茫而欠缺的人才培养、极大破坏的环境与过度浪费的资源、过量的人口问题四大因素制约，而呈现畸形、落后与混乱状态。
中国政权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而民主化——遑论中国特色的人民化，反而比较盲目地扩大了党员队伍——政权与市场经济经济呈反向发展，于是“权钱”运行不畅而形成庞大的权钱联盟——“既得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呈现严重的“一边倒”，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公平”不得执行。
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社会结构是思想体系的主干与基础）随着传统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经济、绝对皇权政权）的解构早已解体，而新的思想体系由于其主干——社会结构的冲突、矛盾、模糊，所以自然学科的基础薄弱、成果欠缺；社会学科无所适从——主要表现就是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理论本身也肤浅而空洞，社会观念呈现严重的混乱与迷茫状态——肤浅和躁动遍布流行、物欲与“人本身”荒诞地对峙；民族精神失去理论支持处于脆弱的漂浮状态，随时会消散······
二、文革与改革的基本区别。
文革的基本实质：在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准备打破政治体制框架束缚，以求得思想的彻底革命。
而当时的实际是：经济模式还是自给自足状态——更重要的是基本的生活与社会观念也是如此状态，在毛泽东鼓励与支持下，全民打破了原有政治体制束缚与思想束缚，而以自给自足的生活观念冲到社会上“民主”、乃至于“共产主义民主”，很快地，便以失去约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开始互相攻讦——攻击除过毛泽东主席之外的一切：传统偶像、看不惯的人·····尤其以原先压制过自己的老地主、官员、比自己能的人为主要攻击对象。
项羽进咸阳烧掉阿房宫、董卓那些人进长安烧掉汉宫、黄巢进长安烧掉唐宫城、李自成进北京连续“过年”三个月，并都伴随着大肆的烧杀抢掠。
透过这些你能看清楚小农意识失去节制之后的无法无天的表现，你就能看明白文革的实质。
乃至于到今天，不要说年龄大点的人，你仔细观察八零后、九零后，这里面的很多人还是有这种观念倾向——对于自己的要求极低、对于社会与别人的要求极高，总想着某天自己能不受节制地攻击自己不满意的人与其他对象——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还没有消除。
既便如此，文革在中国不会再重演了，文革的基本推动力是失去节制的小农意识与绝对权威的互相结合发力。
现在小农意识虽然还有残存，但是其被已经改变的经济模式压缩，而成畸形的变相紧缩状态——最终必然被压破，因为市场经济不可阻抑，生活观念当然也是如此。
再就是中国需要伟人的时代已经结束——全民觉醒与理性时代即将到来，再不会出现绝度权威。
所以，文革在中国不会重演——基本要素永远不会具备了、更不会结合。这点可以放心。
毛泽东一生主要功绩的取得，都是在实际的基础上，加以浪漫高超的发挥；而主要失误则是在实际迷茫、脱离实际之后，直接进入浪漫造成的。实事求是，毛泽东以之成名，但是也由于违背这一原则而遭到攻讦，更重要的是给民族造成灾难。
改革的实质：
一、实际的实质。是让经济基础先改起来，其他的慢慢再说。换句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
其实这是受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影响至深的观念，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忽视了政权、思想体系的配套关系，事实上，以当时受传统影响极深的中国，确实连基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都不知道，遑论明确地知道市场经济、民主政权、相应的思想体系建设的配套关系呢？
国民认识如此，就造成了如今政治体制亟待改革，但是限制其改革的因素已经积重难返的困境；造成思想体系薄弱、肤浅、躁动、茫然的状态；也导致经济本身的畸形状态。这些问题相互结合成复杂的社会问题，共同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
二、理想的实质。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得以总结各方面实际与理论，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理想实质其实是：
在改变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改变社会整体（政权结构与思想体系），进入到既和现代世界合拍，又保持自身特色——主要是保持“真正的人”的状态的社会形态中去。
具体说来，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构建民主政权——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构建发动市场经济、支持与保证民主政权的自然学科、社会学科。
不仅如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权必须要站在真正的人的高度，既学习西方民主政权模式又汲取其民主政权模式衰落（完全顺应经济发展、物质竞争）的教训，而构建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又不完全囿于和听命于物质竞争的民主政权——保持着人的高度，而非完全物质的世界。
这需要社会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的构建来支持，也需要专门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来实际地阻滞国家权力逐渐向富人集中的自然趋势，而保持这一不完全随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真正的人的高度的社会状态，从内到外一体保持······
如果说，文革与改革的初衷都是让中国社会整体顺利完成现代化蜕变而富国强兵（实质是构建现代的社会形态，而事实上都很迷茫）的话，那么文革的灾难就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造成的；而改革的失误则主要就是过于实际、视界过于狭隘、孤立造成的。
中国的未来，必须汲取二者的教训，既不脱离实际、又兼顾整体与远大的理想；既汲取并正视现代化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权，相应的思想体系（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哲学），又站在“真正的人”的状态的高度合理安排这些要素——注入相应的人文因素与情怀······ （转自 邵旭峰时政评论）
